二、抚州商帮的精神和物质文化基础

1、要说清抚州商帮的发展，我个人认为要从抚州商帮的精神方面去探寻。抚州商帮之所以敬奉许逊，主要是当时道教在抚州十分盛行，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另外一个原因是抚州商帮讲究“贾德”。为了树立义贾形象，以净明道规范抚州客商行为，使其不至于见利忘义。许逊是江西的地方保护神，俗称“福主”，他创办了明净道。主张：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强调：百年世事有天罗，休把心机太用过；莫道苍天无报应，十年前后看如何?这也是商道中，诚信经营，童叟无欺信条的翻版。因此无论在哪里经商的抚州商人，只要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当地修建万寿宫。在抚州商帮兴盛期，曾有500多座万寿宫（抚州会馆）遍布全国各地。这里面重要的原因，万寿宫类似于现在的商会，除了联系乡谊之外，还有调解纠纷、商业中介和融资场所的大功能。湖广是抚州商人的主要活动地区，根据实地考察，在襄阳地区，抚州会馆遗存较多，除樊城现存一座外，另有老河口、谷城石花亦有设立。在襄阳樊城有江西会馆、小江西会馆、抚州会馆。抚州会馆位于樊城沿江大道中段与陈老巷交接处东北侧。在会馆西山墙上，多处嵌有“江西抚馆”铭文砖，这也是抚州会馆区别于江西会馆的重要历史见证物。

每年农历的八月初一至八月十五（传说中许逊举家飞升的日子），全国各地的万寿宫都要举办隆重的朝拜活动。这是一个集祭祀、戏曲演出与商业交流为一体的大型庙会，着重于从精神及文化层面凝聚乡情。万寿宫同时也是调解纠纷的裁判所。万寿宫一般设有总会首一人，下设首士若干。总会首一般由当地同乡公推的德高望众之人担任，首士则由当地有声望的抚州商人轮流担任。但凡同乡之间有什么商业纠纷，一般都由万寿宫的管事调解裁决。抚州商人在遇到租赁店铺、合股拆伙、买卖房屋及典押房产等重大商业活动时，都会请会首到场作证，以避免不必要的商业纠纷。久而久之，走南闯北的抚州商人，初到一个地方，一定会先找到当地的万寿宫落脚，寻求帮助，交流信息。对于商人来说，信息往往就是金钱。除了信息中介外，万寿宫往往还具有职业中介、商业担保、融资等功能。你有好项目但是一个人吃不下来，也可以通过万寿宫寻找有实力的同乡共同集资入股，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此外，万寿宫还具有救助落难同乡、主持集资修桥补路、创办子弟学堂等公共及公益事务管理职能，从组织上进一步把同乡团结在万寿宫周围。

抚州商帮敬奉许逊，树立义贾形象。这一做法在几百年后，被晋商发挥的淋漓尽致。有晋商的地方，就有关帝庙。他们推动了关帝崇拜。当然为关圣大帝造神更大的推手是满清王朝。满清推重关羽，对于号召汉人效忠尽力，更有政治利益上的考虑。封谥关羽，最起劲者莫过于乾隆。据《清史稿》卷84《历代帝王陵庙》条载：“顺治九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更命神勇，另号灵佑。”由于官方和民间的合力，关羽的身份也由侯而王而帝，一路上升一下子给捧到天上去了。

其实，满清统治者这种文化专制，主动跳出来动用行政手段干预历史对一个人的评价的做法，是令人喷饭的。陈寿的《三国志》里记载：后主景耀三年，追谥羽为壮缪侯。当有所本，定非妄撰。本来缪字与谬通假。意思是事理不明为缪。有给关老爷脸上抹黑之嫌。综其一生，关羽之壮，毫无疑义，关羽之缪，不可原谅。所以这个褒中有贬的谥，对他来说，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的。关羽的过五关也好，走麦城也好，单刀赴会也好，水淹七军也好，后来人的看法，大致能取得共识。独有降操、释操这两件事，众说纷纭。拜把子兄弟张飞，就因他降了曹操，差点杀了他。有人认为，他臣服曹操，失了大节；华容道放曹操一条生路，失了大职，都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关羽所以成神，是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关羽的“义”与正义、大义，不完全相同，而是以自身利害为标准。无论你是谁，刘备也好，曹操也好，只要一片真心，以诚相待过我，那你在危急中，我必能拔刀相助，豁出身家性命，虽万死而不辞来回报。这也正是人们不敬别的神，独敬关羽的缘故。

2、人文昌盛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抚州商帮的发展。论及当时的抚州商帮之盛，明朝时,曾在云南做官，出生于富庶之地浙江且见多识广的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记载：“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人占十之五六，初犹以为商贩。及遣人抚缅，取其途酋长姓名回，虽异域，但有聚落，其酋长头目无非抚州人为之矣。”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这个史料证明：抚州商人因文化层次高，被滇缅土著视为领袖，可见抚州人为推动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及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王士性的记载绝非虚言。在云南普洱的茶马古道上，至今仍矗立着十几座商帮的会馆，万寿宫即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在这座万寿宫中，除了供江西籍商人共用的主楼外，还单独兴建了一座供抚州商人用的辅楼，名字就叫“抚州阁”。仿佛这样还不能完全显示抚州商人的特殊地位，就在万寿宫旁五十米处，还另外建有一座“抚州会馆”。

因为读书可以让人明理，让人站在更高的层次去思考问题。虽然儒家文化对抚州商帮影响很深，让抚州人耻于经商。尽管在人才辈出，大量通过科举入仕的宋朝，并没有形成朝中有人好经商局面。但对于抚州商帮形成先进、超前的的经商理念却很有益处。宋代的抚州布商陈泰，生意做得很大，他在各地雇佣了中间人，协助将资金预先贷给金溪、崇仁、乐安以及吉安等地种麻、织布的农民手中，而后再收购他们的布匹产品。陈泰以预付定金的方式垄断货源，这种经营方式非常具有超前意识。清咸丰年间，当时郡属抚州临川的文港邹家笔商拓业于汉口建紫光阁笔店，紫光阁为争夺京城文化市场，派邹文浩携十万支毛笔北上京师开辟市场。然而，京城人士只认周虎臣笔。因乾隆帝甚爱周家所制的毛笔，赐其店名为“周虎臣”，并列入贡笔。清时科举应试的儒生必购其店毛笔，以沾享皇感，由此周虎臣之笔占据京师市场而举世闻名。使紫光阁笔无人问津。邹文浩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心生一计，其将十万支毛笔连夜撒遍京城街巷；次日，各家门前皆笔，试者无不称奇，笔商亦争订紫光阁笔，一时供不应求，至此浙江王一品笔、临川周虎臣笔、临川紫光阁笔并称“中国三大名笔”。这其实是现在商业中，先用再买、免费试写、针对客户进行差异化销售、用质量赢得订单的经营策略。从抚州布商预付定金和临川笔商京城大战可以看到，抚商对于商战具有深谋远虑的经营特点，是纯粹按市场规律来做商业的。

这一点与同为推崇儒商精神的晋商完全不同。结交官员是晋商由来已久的传统。山西（晋）是连通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之间的通道。是清皇朝必须控制的地区。于是,清兵一入关,顺治皇帝立马就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范永斗等八位山西商人史称八大皇商。他们以商为名,暗中为满清输送军需物资和情报和大量的粮食，为满清统治者立下了汗马功劳。康熙、雍正两朝对西北用兵时,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但是由于战场与后勤基地之间相隔万里,运输线路又要跨越茫茫草原、浩瀚沙漠。当朝廷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做吧,说这样话的人就是范毓滨。他主动请缨要求帮助政府运军粮,而且费用只要政府运军粮的三分之一。原来政府运一石军粮要120两白银,他只要40两。值得一提的是,山西人随军运送的粮草,实际上是低价从别处贩上,再高价卖到军队里。尽管每担军粮朝廷只需要付出原来1/3的白银,但仍能从中渔利不少。范毓滨的爷爷,就是参加过顺治皇帝赐宴的那八位商人之首范永斗。一个国家都很难做成的事,一个商人做起来可能就更加艰难。有一次,范毓宾运往前线的十三万担军粮被叛军劫走,他几乎变卖所有家产,凑足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买粮补运。范毓宾以“毁家纾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今天,我们可以在《清史稿•列传》中找到范毓滨的名字,它是和朝廷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戚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在《清史稿•列传》中是这样记录范毓滨的贡献的: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林,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

晋商是山西的一块金字招牌。但在很多外地人眼里，晋商有一个让他们始终都不肯原谅的“短处”，那就是明末清初，山西所谓“八大皇商”为努尔哈赤后金集团提供服务的这档子事。当然，现在五十六个民族是一盆大烩菜，满族也是咱自家人。所以，晋商的这条小辫子，我们也用不着死揪不放了。但是，晋商总归是因为这档子事落下气节不足的阴影。

3、富饶的物产，为抚州商帮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抚州商帮主要经营粮食、夏布、瓷器、木竹、纸张、兰靛、苎麻、茶叶、毛笔、鞭炮、油料、西瓜、灯蕊草等，几乎囊括了百姓生活所需的全部经营项目。由此可以看出，抚州商帮是一个无孔不入的商帮。如果你是个有心人，你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促进抚州商帮发展，竟然与三件不起眼的小东西相关。它就是临川荣山的灯芯草、文港的毛笔，和常见的番薯（有的地方称地瓜）。

《临川县志》记载：临川荣山镇长盛产灯芯草，为制蜡烛不可缺之物，肩之一担外出，可售三年，归者皆有余资置房地产。李渡和文港的制笔人往往出门挑一担笔，一路销售，当停下来的时候，就能就地起家。云南张学成笔庄，据说是张学成用手推车走了148天，走到昆明开创出来的品牌。由于灯芯草、毛笔生活必须，且运输轻便，在运输业落后的偏远山区，抚商如履平川，这是其它商帮无法与之竞争的主要原因。这种原始积累，如同浙江义乌倡导的“鸡毛换糖再出发”一样，抚商通过不断转型才逐渐做大。这真有点解放战争时期那种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洋枪飞机和大炮的味道。李渡和文港虽从1983开始划入南昌，不再属抚州管辖，但到现在为止，那里仍然是中国生产笔的重要基地。

古时的商人地位极尴尬，常被冠为奸商。不象现在而今商人一词，逐渐被天使、投资人、创业者代替。士农工商，在中国古代，商人被列为四民之末。经商往往是无奈的选择。本来抚州是个鱼米之乡的富庶之地。随着中原战乱，相对安定的抚州，成了中原大族迁入的首选。人口激增，使抚州一时也变得人稠地窄。这和现代商业最为活跃的潮汕、温州，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地少人多，光靠农业不足于养家糊口，必须外出谋生。明代后期番薯传进中国，山地可以充分利用了。西南数省山区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居住地，人少地多，在番薯未引进之前，这一带是很难解决吃饭问题的，番薯引种成功后，广西云南地区可以充分开发了，吸引了大量的抚州人前去开荒生存。这种民间移民，人口的融合，加深了两地的经济交流，促进了抚州商帮的发展

作者：盛吉林，13970425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