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抚州商帮衰落的原因及重振抚商的思考

1、有人说抚州商人做不大，主要是受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影响太重，耻于经商。容易小富即安。往往外出赚了一点钱，立即回家买田置地而不再外出。其实，这些都不是关键原因，关键原因在于“草根化”的抚州商帮，在当时的体制内生存的空间太小。封建社会时期，官府主要依靠当地劳力服遥役来维持行政运转。经商的人既不在户籍所在地服役，也不在流入之地的官府服役。是流出与流入两个地方官府公共的损失。另外，外籍商人在异地经商的过程中，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造成的社会纠纷也常让官府头疼。所以他们往往重农抑商。

海瑞以他曾在赣南任职的经历分析：吉安、抚州、南昌、上饶等地的流民（很多其实是商人），很少有去人口较少的赣南，绝大部分都外流到了其他省。主要原因在于，如果到赣南，不仅当地的里甲会强迫他们入籍承担赋役，原籍的官府也会追捕，要他们承担原籍的赋役，而到他省，就没有这么麻烦。这说到了问题的关键：元末至明朝中叶，大量的抚州商人就这样被迫在外地入籍，渐渐隔离了与抚州的联系。抚州商帮，就在这种就地安置中被逐步瓦解，渐渐失去了活力。没人打理的失去了商业精神的万寿宫，逐渐沦落为一个虚无的神坛。小时候的我，读了几本破书，见村里老人们去万寿宫烧香。还曾在心里暗笑迷信。今天想来，老人们既是在延续家乡的一种商业传统，也是在寻求一种心理的安宁。只不过，我们的后辈从未真正理解过罢了。他们那一辈人，还多有兄弟在外经商，至老未归，音讯全无。在过去，去万寿宫烧香既是为外出经商的家人祈福，往往也能在庙会上的买进卖出间碰上与自己家人相识的同乡，带回家人的音讯。如今抚州很多万寿宫的香火依然鼎盛，只是商会没了，庙会的商业功能也蜕变成了如同一次农贸集市交易，早没了往昔融通四方的神采。

得不到法律保障是抚州商帮碰到的另一大问题。商业越发达，商业纠纷就越多，这本是正常的事情。但在儒家传统里，却成了异端，哪里的人牵涉到的官司多，哪里就被视为民风刁蛮。明成化十年，刑部因大批抚州商人携带绢布、火药等物涌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交易铜铁、聚众开矿，要求明令禁止。就连对抚州商人赞赏有加的王士性，也因为收到的关于抚州商人的案子太多，一怒之下表示：凡抚州人的案子，甚至江西也概不受理。自先秦到明清，大一统的专制政体越来越成熟，无论是商帮，还是商人，他们的成功与失败都与官府有直接的关系。而抚州商帮多是小本生意，与官府少有瓜葛，况且经商在外，越发势单力孤。遇到商业纠纷，本想找官府讨回个公道，官府却来了个概不受理。这生意就没法做下去了，只好打铺盖卷回家。更有甚者，官府看见有赚钱的生意，立即发布禁令，转为官办，不许商人经营。官府的淫威是不加掩饰的。明成祖朱棣的一道圣旨很能说明中国式的官民关系。这里转录如下：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遇开铺面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抗的，拿来不饶，钦此。如果不是官府的压制，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早就顺理成章了。

2、为什么同为商帮，抚州商帮的衰微之时，而晋商，徽商们却能实现大红大紫呢？按理来说，在明初之前，抚州商帮就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通过万寿宫的兴建，抚商们也在积极营造义商的形象。抚州商人在外地的经营，常有来自商会的有力支持。对于刚到外地谋生的抚州同乡，抚府会馆会安排他们的住宿，并将商会的货源供应给他们让为代销，三七分成。这样，靠着无本买卖，初到者慢慢积攒起资金，在会馆的帮助下购买房子定居乃至开店。李渡桂桥村的桂焕兰嫁入北田村的张家，后来成为云南销量最大的张学成笔庄的掌柜。实际上也是当时抚州商人在异地抱团打拼的证明。要细说起来，抚州物产也丰，人多儒商，为什么同为商帮，在同一体制下，抚州商帮的衰微之时，而晋商，徽商们却能实现大红大紫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一道从相关的史料中去寻找真实的答案。

还原历史的真实，抚商的衰退，与明清晋商、徽商的兴起，具体地说，是由于明朝政策的变化。前面说过，抚商的兴起，是由于明朝的扩张。而晋商、徽商的兴起是由于明朝建国后政策的变化。击败蒙元建立明王朝后，朱元璋仍视北方游牧民族为最大威胁，遂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史称九边或九镇。这个东起辽东镇海滨，西至甘肃镇嘉峪关，管辖边墙全长5274公里的巨型防御体系，平时驻军即达80多万。其中驻军最密集的是“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九边之首大同一带。庞大的驻军规模，让中央财政不堪重负。为解决边镇军事供给，明政府开中制应势而生。这对晋商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简单地说，开中制就是让商人们向各边镇的边仓纳粮，以此换取贩卖官盐的执照(盐引、引目)，这就是所谓“纳粮中盐”。开中制是在历代食盐实行国家专卖的基础上，明政府为解决边饷问题而找到的一举多得之策：省钱、省时、省力。然而，它的初衷既不是富民，也不是富商。“纳粮中盐”主要集中在九边，大同镇又是首先实行这一制度和纳粮数额最多的边镇，使山西商人近水楼台，捷足先登。山西商帮不仅靠多种经营垄断了北方的军需贸易，其势力范围亦向两淮、河东等全国所有的盐产地扩张，达到了所谓“贸迁四方”的全国性影响。

到了明朝中期，盐业政策由“开中制”向“折色制”转化。所谓“折色制”，即盐商不必再运送粮食等物资到指定的边境地区以领盐引，而是直接用银子来换取盐引。这样一来,大批徽商就获得了介入的资格,晋商独霸盐业的格局被打破了。本来，实行开中制时，要送粮食等物资到边境才能换取盐引，而徽州偏居一隅，地处大山深处，对外交通不便，又因地狭人稠，自古粮食不能自给，与晋商相比，他们显然不占“地利”。实行折色制后，徽商在内地就可以花钱买到盐引。从弘治到万历年间，因为地利之便，徽州盐商成群结队地赶赴毗邻，当时全国最大的盐场——仪征、扬州和淮安等地，徽州盐商的经营，一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一切由国家专卖的商品都是暴利产品。盐和粮食一样，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盐和粮食又不一样，它不是任何一片土地都能出产的特殊物品。因此，它就成了官方可以垄断，进而讹诈百姓，牟取暴利的专卖品。中国并不是一个缺少盐资源的国家，它的价值或者说暴利主要来自官方的垄断。“开中制”成就了山西商帮，“折色制”则促进了徽州商帮的兴起。说到底，引起当代中国人无限遐想，无限向往的明清两大商帮，其实都是靠官商勾结起家的盐贩子。当然，这一时期，抚州商人中也有一些因在广东、江西两地贩盐而大发其财的人。历史进入民国时期，中国的各大商帮或兴或衰，而抚州商帮也有不少建树，其中有纺织巨子朱仙舫、西南金融领袖汤子敬、中国笔王桂梦逊等，在同行业排名榜上均列居前茅。但始终与这个主流相距甚远。

3、改革开放，导致了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西部倾斜，致使边疆地区得到了政策优惠；严格地说，“中部崛起”概念的提出，属于江西的抚州才真正开始奋起直追。如何形成新的抚商群体，如何造就新的一批抚商领军人物，这是时代的呼唤，形势的要求。应该说，现在的抚州人和过去的抚州人没有太大的变化，当年抚商所有的特点，现在的抚州人仍然具备。确切地说，古今中外成功商人的特点诚信与义气，抚商也同样具备。但任何特点又都是相对的。比如，比起垄断国家盐业而资本雄厚的徽商，当年抚商的特点就是小本经营；比起有皇室支持并建立起庞大网络系统的晋商中的票号，当年江右商的特点就是分散经营；比起与海外有密切联系并有泊来品奇货可居的粤商闽商，当年抚州商帮的特点则以经营土特产品为主要手段。抚商的优势则在于，虽然小本经营却人数众多，声势极大；虽然分散经营却如水银泄地，无处不在；虽然无手握千金的奇货，但对于所在地区的地上地下物质的开发和利用，却是抚州商人的长处。南丰的桔子、临川的西瓜、广昌的白莲、宜黄的葛粉、南城的淮山、崇仁的麻鸡，都是全国叫得响的品牌。现代的抚州商人，有着比先辈们更开放的思想、更先进的理念、更开阔的眼界、更丰富的知识，更卓越的胆识、更无畏的气概，而先辈们的勤劳和节俭、诚信和务实将成为溶入现代抚州商人血液中的优秀基因。重振抚商雄风、发展抚州经济，必须两手都要硬，招商引资、引进项目固然重要，但培植、保护、提升抚州本土的商人更为重要。江山代有人才出，期待新一代抚商群体及其领军人物的产生，新一代抚商的成功与辉煌将不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供稿：临川文化协会、文化学者、中国楹联学会会员，盛吉林。电话：13970425601